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千差万别，经济发展阶段明显不同，商业习俗也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地区发展存在失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和大问题，没有人可以否认，更不能刻意回避。。

既然地区存在差异，那么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就不可能实行统一的发展模式，更不可能走千篇一律的发展路径，同样在实现“双碳”目标之路径上更不可能同步走，肯定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实现路径。

NO.1
“双碳”目标差异化初见端倪

目前，伴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无论是中国的哪个区域，都面临着如何应对挑战的形势，大多数地区目前都处于实现“碳达峰”的过程之中，而且个别地区已经对外宣示，承诺可以在国内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

在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主要城市均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步见效，由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导致实现“碳达峰”的压力和阻力相对较小，基本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碳达峰”乃至率先实现“碳中和”的基础。

以北京为例，作为共和国的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很高，基本上走完了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基本上以第三产业为主，因此“碳达峰”已经成为历史，下一步重点工作是推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步伐，预计在国内肯定会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

在良好的基础之上，北京市政府提出，在“十四五”期间碳排放要稳中有降，其实就是要尽可能地缩短“碳达峰”之后的高位平台期，尽早实现“碳中和”目标。

再说一说上海，众所周知，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处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领跑者”或“火车头”的作用，其经济发展状况甚至也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可见这个城市拥有的独特角色和特殊地位。

目前，上海市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在2025年前要实现“碳达峰”，比国家设定的目标时限早了五年时间，可以说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引领者之一。

除了上述两个特大城市之外，中国其他东部发达地区的省份或城市也都表示要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比如江苏、福建、广东、天津和海南等省份已经提出要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尽管时间点可能不尽相同，但既然是要率先达峰，那么意味着一定是要早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这一重要目标。

当然，同样属于东部地区的省份，并没有全部在“碳达峰”方面采取相同的目标宣示，比如东北三省、山东等省份似乎对自身率先实现“碳达峰”尚未有足够的信心，因此还没有提出达峰的具体时间表，说明各地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此外，个别西部省份也不甘落后，比如青海和西藏等也都提出了率先实现“碳达峰”的战略目标，这也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信心，更给我们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良好基础。

NO.2
“双碳”目标具有前期基础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并非是起于国家制定“双碳”目标，而在此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部署这项工作。

在过去十几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积极鼓励各地进行试点，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渐进式推进某项事业发展的传统思维和政策取向，实施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其实都是从试点开始。

自2010年以来，中国开始在某些城市进行二氧化碳减排试点，而且不少试点城市都正式提出过“碳达峰”的目标和时间表，比如有的城市提出在2020年前实现“碳达峰”，也有试点城市提出在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

然而，从试点目标来看，不少城市提出的“碳达峰”目标或许无法实现，这有这些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当然也与国家没有正视提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和时间表有关。

在我们中国，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中央政府没有提出刚性的目标，如果中央政策对地方政府没有硬约束，没有硬考核，没有激励机制，那么单独依靠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主动性就很难实现政策落地和目标落实。

从现实情况来看，国家出台了“双碳”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对地方政府来说就是硬约束，地方政府包括以往的试点城市便可以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以往的政策，也应该需要“回头看”，研究和分析以往政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NO.3
“双碳”目标需要有创新思维

在国家实现“双碳”的共同目标下，中国各地显然需要协同发展，需要分步实施和推进，需要各地分阶段实现，而不是整体上一步到位。

从时间上，中国各地难以实现同步推进，其实在实施路线图上，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因此也不可能采取统一的路径。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中央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地方考核指标过程中，其实也难以制定“一刀切”的指标体系，制定指标应该考虑到地区差异，切忌采取武断、片面化、死板的指标，避免造成对各地区造成事实上的不公，进而影响“双碳”目标的推进。

按照中国以往经验，各类考核指标往往采取比较固化的层层分解方法，将指标下达到各个地方政府，而这种分解方法往往只是考虑到历史数据，很难形成适应各地差异性的考核指标体系，造成考核不公平现象的产生。

对于“双碳”目标来说，尤其是对于“碳中和”目标来说，需要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时间跨度也比较长，而且内容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以往采取的“一刀切”式的指标分解方法，显然会存在很大的缺陷或明显不足，造成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进而不利于整体上全面推进。

为了推进“双碳”目标实现，中国需要在指标设计和部署方面有创新思维，有全新思路，更需要有可操作性的路径，应该避免简单的指标层层分解做法，尤其不能采取全国各地“千篇一律”、“一刀切”的做法。

各地制定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很不简单，绝对不是简单的数学题，比如加法或减法那么简单，必须有充足的科学论证，数据要准确，预测要科学，目标要适度，进度要有节奏，尽最大努力避免出现政策反复。

根据以往习惯，地方政府在制定某些指标时，往往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比如简单地计算一下过去的数据，然后再简单化地预测一下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耗速度，并且简单化地预测一下能源结构，大体上匡算一下，碳排放数据就得到了。

其实，根据历史经验和教训，如果按照以往做法测算碳排放数据，进而制定未来控制碳排放的指标，很有可能是不科学的，结果也难以准确，谈论精准更是不可能。

NO.4
“双碳”目标需要协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关系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推进“双碳”目标落实和相关政策落地呢？

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双碳”目标的指标分解和落实，尤其是中央如何将指标分解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又如何将指标分解到下一级政府和企业，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难点和重点，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指标分解和落实，其实是体制问题，也是机制问题，需要有自上而下的分解，更需要自下而上的落实，上述两种机制需要紧密结合。

从中国现行经济体制框架来看，自上而下十分重要，中央要有权威，要对地方有强大的约束力，必须统筹全国资源和政策，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维，中央要对地方有要求，有任务，有约束，有考核。

按照自上而下原则，中央必须不断制定和完善实现“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比如国务院已经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根据上述行动方案，可以将地区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碳排放已经基本稳定的地区，二是产业结构较轻、能源结构较优的地区，三是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重煤炭的地区，四是资源型经济为主的地区。

根据上述地区类型划分，对于不同类型地区采取不同要求，也就是采取梯次有序方式来推动各地“碳达峰”的进程，最终在全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中国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对地方政府除了考虑实现“碳达峰”目标之外，还需要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和状态，考虑到地方实现“碳达峰”目标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本质上属于实现多目标决策。

对于某些特殊地区，尤其是经济社会处于比较落后阶段的地区，更加需要区别对待，必须精准施策，比如某些地区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还应该给予它们一定程度的碳排放空间，避免造成经济伤害甚至是经济发展停滞，进而带来返贫效应。

毋容置疑置疑，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地方经济发展必须转型，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某些地区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或难以承受的问题，比如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或许还有可能出现就业市场萎缩、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为此各级政府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敏感性，需要有备用政策工具箱，需要有各种可能情况出现的政策储备，以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实现“双碳”目标，核心是能源转型，而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在短期内可能出现某种能源“荒”，包括“电荒”、“气荒”、“煤荒”和“油荒”等供需矛盾，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建立能源市场预警预报机制，便于及时反应和应对。

      总之，变革就会有利益调整，要做到新的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

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上”与“下”，政府与企业，需要有充分的沟通，更需要有协调的机制。

一般来说，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主要聚焦于宏观共性问题，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到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而且有时候，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政策目标很难做到统一。

同样，地方政府政策设计和目标制定往往以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为焦点，可能着眼于局部或微观问题，全局性、宏观性问题可能难以考虑周全。

另外，国家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除了指标分解和落实之外，制定和完善更加灵活的激励政策更加重要，比如建立和完善碳市场机制、碳金融机制、碳资产管理政策、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科技创新支持等等，以便调动全社会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降低全社会减排的成本和风险。

在推进“双碳”目标进程中，各级政府必须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比如说，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周期，应该多做激励的“加法”，尽量少用做约束的“减法”，对于某些产业限制，不要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措施，尽可能避免采取踩刹车的措施，如果要踩刹车，那么也应该采取“点刹”而不要采取“急刹”措施。

NO.5
“双碳”目标需要区域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失衡现象，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尤其是东部地区已经基本迈入发达国家水平，而西部地区尚未真正发展到工业化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在过去也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战略，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等，目的就是要实现区域发展平衡，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如今，在实现国家“双碳”目标之路上，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如何实现区域之间的共同富裕目标更是工作重点之一，这一点必须有统一认识。

目前，中国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体，但是化石能源中的石油和天然气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以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达到40%以上，煤炭也存在一定规模的进口，说明这种能源结构不符合国家能源安全利益。

以石油为例，中国目前每年进口规模超过5亿吨，每年花费巨额外汇，折算成人民币接近2万亿，大体上相当于GDP的2%和财政收入的10%，可见这种过度依赖国外能源市场的局面有多么严重。

中国制定“双碳”目标，可以大大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客观上也可以逐步摆脱对国际化石能源市场的依赖，有利于提高国家能源安全系数。

化石能源分布比较特别，在世界范围内和国内都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特征，有些地方有煤炭资源，有些地方有石油资源，有些地方有天然气资源，而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上述化石能源资源，只能依靠外部供给。

相对而言，可再生能源分布相对平衡一些，有风能和光能的地方比较普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资源量差别，而绝大部分地区都有这类资源。

可以这样说，哪儿都有风，哪儿都有光，每家每户都可以有自己的光，所以每家每户都可以利用太阳光伏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成为一个独立单元。

此外，风、光、水和储能均有很长的产业链，目前资本累积率相对还比较低，发展空间巨大，发展潜力很大，可以形成庞大的产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可以直接惠及到千家万户，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实现“双碳”目标，更加需要区域协同发展，更加有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可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相对较小一些，比如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些高度发达的区域，实现“碳达峰”早已不是难题，但是需要与其他地区协调发展，以便实现“碳中和”目标。

对于西部地区，比如西北和西南等区域，拥有比较丰富的风能、太阳能、水能和生物质能等资源，未来发展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可观。

从未来经济趋势来看，西部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承担着产业转移及西电东送的双重功能，需要国家高度重视，如果政策得当，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实现国际“双碳”目标，意义十分重大。

目前，中国已经将西北定位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基地和智能化重型产业基地，将西南水电丰富区域定位为高耗能信息产业基地和可再生能源电力调峰基地，可见西部地区在实现国家“双碳”目标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也构成了国家未来持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支点，必将助力于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过程中，相比于广大的乡村而言，城市才是最为关键的领域，因为在碳排放中，城市是排放主体和排放大户，因此城市可否如期实现“双碳”目标便成为整个国家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重中之重，更是未来国家全面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工作的重点。

可以预见，未来各个城市都将自己发展成为“零碳”城市，一旦这个目标能够得以完全实现，那么实现“碳中和”也就是囊中之物。

由此可知，中国未来需要分区域、分步骤地推进“零碳”城市建设，这肯定是大势所趋，更是政策着力点，也是各个城市必须走的道路。

比如，中国应该在西部地区，积极推动100%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城市建设，但是需要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作为电网灵活性电源的保障。

此外，中国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应该推进100%新能源城市建设，完善并积极采用基于自然的“零碳”城市解决方案，但是肯定需要从西部获取电力资源的稳定供应。

从城市发展趋势来看，人口将将继续向大都市和城市群转移，充分发挥区域协调机制，构建城市未来发展新模式，而且势必将“零碳”城市作为建设目标和方向。

来源：3060碳中和